春梦无痕：苏东坡的人生地理（中）｜草地·说人解史
首发：10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聂作平
河汊纵横的江南，湖州是一座流水浸润的丰沛小城。七八年前一个暮春的傍晚，我来到市中心的一座桥上。桥名骆驼桥。距桥不远，有一组骆驼雕塑。但追根溯源，骆驼桥的得名并非真有骆驼出没，而是脚下这座桥，它最初的模样弯如驼背。
清风吹拂，细雨霏霏。很自然地，我想起了苏东坡描写骆驼桥的诗句：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那一年，苏东坡履新湖州，也是暮春时节。舟次骆驼桥，他袖手立于船头，饶有兴味地观看渔人劳作。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突如其来的风起波生——仅仅3个月后，苏东坡就被来自京城的使者逮捕，在骆驼桥附近押上囚船。那一天，湖州百姓蚁集桥头，焚香哀告，祈求上苍保佑他平安归来。
对苏东坡来说，这是44年来最大的灾难，它如同呼啸而至的陨石击中了他。而他，措手不及，全无防备……
绘图：刘新华
开封：平生文字为吾累
中国人习俗里，黑色而喜腐食的乌鸦乃不祥之兆。巧合的是，汉朝掌纠察的御史台院中，柏木森森，上千只乌鸦栖于其上，朝去暮来，得名朝夕鸟。自那以后，人们把御史台叫作乌台。
不过，乌台之所以在后世知名，更大原因在于乌台诗案。苏东坡风浪交集的一生中，乌台诗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以乌台诗案为标志，前半生风雅浪漫的诗人从此脱胎换骨——他将会深深地明白，命运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对手。
事情得从苏东坡调离徐州后说起。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朝廷任命苏东坡为湖州知州。依惯例，他向朝廷上了一道谢表。谢表中，苏东坡发牢骚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对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政，苏东坡向来不赞同，这一次竟公开在给朝廷的文书里发泄不满，革新派——或者说以革新派自居——大为恼怒。斯时，新政灵魂人物王安石已经靠边站，那些对苏东坡不满的“新进”们，大多是以革新之名混官场的见风使舵者。
王安石
为了找出罪状，舒亶、李定等人成了最早的苏东坡研究家，他们把苏东坡此前刊印的诗文一首首、一篇篇地研读，企图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这些人中，李定是最极端的一个。早年，他不守父丧，苏东坡骂他是禽兽。这一回，总算找到了报复的好机会。他在奏章中认定：苏东坡必须为他对朝廷和君父的无礼而受到惩罚。这惩罚就是处死。
当朝廷派到湖州捉拿苏东坡的使者皇甫遵抵达官署时，已经有所风闻的苏东坡十分恐惧，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面对从天而降的祸事，大师并不比小民更镇定。通判祖无颇劝他：事到如今，躲不是办法，还是去见见他们吧。苏东坡问：那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祖认为，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穿朝服吧。于是，苏东坡匆匆穿好衣服，出来和皇甫遵见面。
皇甫遵拿足了派头，他一声不吭地盯着苏东坡。苏东坡心里没底，越发慌张，自顾说：我向来得罪朝廷，今日必定赐死，死固不敢辞，只希望让我和家属告个别。这时，皇甫遵才勉强说了声：不至于此。
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苏东坡就这样被押往京城，史料的记载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离开州府前，苏东坡先与妻子诀别，尔后给弟弟苏子由写信交代后事。握笔作书时，平日洒脱的诗人忍不住涕泗纵横。及后横渡长江，苏东坡一时想不开，企图跳江自杀，幸好皇甫遵看守很严，苏东坡找不到像屈子那样纵身一跃的机会。
苏东坡北上时，跟随他的是长子苏迈，其他家庭成员坐另一条船跟随。当家属一行到达宿州时，朝廷要求查抄苏东坡家中往来的书信和他本人的文稿。一群如狼似虎的兵丁闯进船上东翻西挑，小点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到兵丁们走了，面对一船狼藉，东坡夫人王闰之又惊又怒，她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祸事，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把人都吓死了。骂罢，干脆把苏东坡的大批手稿付之一炬。
20天后，苏东坡到达开封，关进了乌台——也就是御史台——监狱。
入狱不久，就有官员询问苏东坡有没有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按惯例，这种询问只针对死囚。对此，苏东坡自忖凶多吉少，他把平时服用的一种叫青金丹的类似于安眠药的东西偷偷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宣布死刑，就超量服用自尽。
审讯持续了40多天，苏东坡的前后态度判若两人：先前，他对一切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统统不予承认，后来却委曲求全，承认了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并招认之所以讽刺朝廷，是因多年未能升迁。苏东坡在狱中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不得而知。不过，当时关在隔壁的苏颂写诗记下了他听到的苏东坡在狱中被凌辱的情景：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君子落难，意味着小人得势。舒亶得意洋洋地向神宗上奏，请求英明的陛下把苏东坡和他的几个朋友——也就是被舒亶们看作旧党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一并处死。
小人们为了落井下石，不惜故意误读苏东坡。比如苏东坡写过一首咏柏树的诗，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身为副相级别高官的王珪向神宗告发说苏东坡有谋反之意，理由就是这首诗在恶毒地咒骂陛下。幸好神宗不是昏君，他有些生气地回答说：他明明写的是柏树，与我有什么关系？
当小人们罗织罪名企图将大师置于死地时，营救也在同步进行。所有的营救中，最打动神宗的是已经致仕的前首相王安石，王安石只说了一句话：岂有盛世而杀贤士乎？
明·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卷》局部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新法时常讥讽，而王安石不以为忤，反而站出来为政敌说话，宋人的宽容大度可窥一斑。多年后，当两位大师都历尽沧桑，他们将在金陵再次相逢。一壶浊酒，两头白发，过眼的都是逝去的锦瑟年华。
王安石的继任者叫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两人向来政见不合，但为苏东坡的命运奔走却完全一样。有一天，吴充问宋神宗：您觉得魏武帝怎么样？神宗不屑地说，何足道哉。吴充说，陛下您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魏武帝。不过，魏武帝虽然性多猜忌，却能容得下狂士祢衡。陛下您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呢？
听了吴充的话，神宗吃了一惊，忙解释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想让他把事情说清楚，很快就会释放的。
中国建筑的习惯，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以便能沐浴充足的阳光。但御史台却很奇特，它坐南朝北，背向太阳。这种朝向使得御史台更加阴暗、冷寂，更能对关押其中的犯人予以心理上的威慑。
从苏东坡的囚室望出去，不只是汉代御史台院子里成片的柏树，还有另外一些植物——苏东坡与它们朝夕相对了100来天，并为它们各写了一首诗：榆树、槐树、竹子和柏树。当他刚进去时，槐叶虽然已经开始飘落，但仍有半树碧绿，叶间藏着整日高鸣的蝉儿。后来，槐叶掉光了，蝉声消失了，只有一群饥饿的乌鸦哀叫啄雪。故乡南方四处可见的翠竹，经冬仍然青翠，这让苏东坡感到一丝安慰，并用它来鼓舞自己：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狱中的苏东坡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迫近的恐惧。入狱前，他与儿子苏迈约定以送饭为暗号：平时不送鱼，如有不测，以鱼示警。一连过了一个多月，每天送进狱中的食物都没有鱼。不想，有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委托一个亲戚代为送饭，这位不知情的亲戚特意给苏东坡烧了一条鱼。
这条不合时宜的鱼让苏东坡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短暂的恐慌和委屈后，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既然要来的已然到来，那就得做好准备去应对。苏东坡给弟弟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意想不到的是，绝命诗很快传到了神宗手里。神宗读罢，不由生出一些感动——他原本就不打算杀苏东坡，只是想通过处分他来打压一下朝野之间对新政的批评而已。
就这样，元丰二年腊月二十八，朝廷宣布了对苏东坡的处罚。二十九，苏东坡走出了阴森的乌台监狱，重又见到自由的阳光。
次日即除夕。那个除夕夜，苏东坡一定饮了许多酒。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刚刚摆脱了一场文字狱，他怎么又诗兴大发，并写下了这种不无讥讽的诗句：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后两句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老子今后宁肯到塞上去骑马奔驰，也不和你们这帮小人相争了。
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乌台诗案的处罚是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就是说，他的团练副使是虚职。他本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黄州。更重要的是，没有俸禄。
元丰三年大年初一这天，当开封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时，苏东坡带着苏迈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杳无人迹的茫茫雪原上，他们踩出了几行歪斜的脚印，随即又被风雪一一吞没。
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十天后，苏东坡来到河南陈州，这里同样风雪交加。驿道旁，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凄然相迎。此时，因受哥哥牵连，苏子由贬到陈州几百里外的江西筠州任盐酒税监，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替哥哥供养暂时还不能随行同往黄州的家小。
三天后，雪后初霁，兄弟俩在陈州洒泪而别，各奔一方。
苏东坡时代的黄州属淮南西路，隔江而望的武昌（古武昌，在今湖北鄂州市）属于荆湖北路，黄州类似于两省交界地带。自从安史之乱后，黄州日益衰落，人口稀少，经济凋敝。
二月初一，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苏东坡看到了万里长江翻涌的雪浪，无边无际的大雪被抛在了身后。他终于抵达了他的贬谪地黄州，迎面吹来的是早春二月的南国春风。
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纪录片《苏东坡》片段
陌生的城池，迥异的风物，捉襟见肘的经济，难以预料的世事和前途，当诸多忧虑萦绕于心，苏东坡通过一首词表达了初到黄州的寂寞和不安：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追随苏东坡的脚步来到黄州，这座江畔的古城依然宁静安详，一如温婉的宋朝。宽阔的长江和四围的青山，让人一下子就想起苏东坡初到黄州的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以戴罪之身贬谪黄州，虽然政治上还拥有团练副使的虚衔，但此时的苏东坡是一个没有工资的编外官员。为了用有限的积蓄对付无限的光阴，苏东坡执行了“计划经济”：他规定每天只能用150钱。具体办法是每月拿出4500钱，分作30份，一份份悬挂于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150钱不够用，也决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再邀约朋友，或是与身边的两个女人——夫人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共饮。
苏东坡预算了一下，按这种用度，积蓄大概可以支撑一年。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替他着急。苏东坡却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时，苏东坡果然找到了水到渠成的途径。
在朋友的帮助下，官方同意苏东坡开垦了约50亩荒地。这片荒地是一座军营的旧址。对土地和耕种，苏东坡并不陌生。在老家眉州，苏家就有土地数十亩。在徐州等地任地方官时，依照宋朝官员的待遇，俸禄之外，他还有近百亩叫职田的土地。只是，与以往那些肥沃的田地相比，苏东坡在黄州开垦的荒地贫瘠而单薄。
但是，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只要播下希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开荒耕种的岁月，苏东坡买了一头牛，以及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劳作时，他头戴一顶遮雨也遮阳的竹笠在田间挥汗如雨。看上去，既不像名动天下的风流诗人，也不像曾官至知州的帝国官员。他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双手劳作慰藉心灵的农夫。
耕种第一年，苏东坡的土地丰收了。他让妻子用小麦杂以小米做饭，这种粗粮对吃惯了大米的人来说难以下咽，孩子们开玩笑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笑称是“新鲜二红饭”，只有苏东坡安之若素，吃得津津有味。
苏东坡在黄州的居所有两处，一处是为了耕种方便修建的雪堂，一处是刚来黄州时居住的临皋亭。
为了寻找临皋亭，我在黄州颇费了一番功夫。如今，和临皋亭有关的地方，至少有三处。一处在黄冈中学校园内。黄冈出版的一些史料上，认为这就是苏东坡临皋亭遗址所在。一处在遗爱湖公园。公园里，建有颇多与苏东坡相关的纪念性建筑。还有一处，在西湖一路附近。那里，矗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色大字：临皋亭遗址。立碑者为湖北省考古学会。加以比较，我以为最后一处更可能是真正的临皋亭遗址。
至于雪堂旧址，黄州虽然还有一个叫雪堂的景点，但事实上已经无法考证是否就是当年的雪堂所在地了——我们唯一可以凭借文字知道的是，当年，在雪堂，苏东坡亲手种植了不少果树和桑树。等到桑枝发出又亮又绿的桑叶，王闰之和王朝云便开始了她们作为蚕妇的操劳。
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苏东坡毕竟是诗人，是生活的艺术家，他在桑树和果树之外，还种了不少腊梅。每年冬天，寒梅竞发，幽香沁人，诗人徘徊在这片疏影横斜的梅林，眼神渐渐变得辽远而空寂。他不再是头戴竹笠的农夫，他依然是执掌汉字军团的统帅。
多年后，另一位大师来到黄州，他感慨万千地看到雪堂还在，院中梅花依旧，桑树依旧。雪堂正中挂着苏东坡的画像：他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拿拐杖，倚坐石上。这位感慨万千的大师就是陆游。此时，苏东坡去世已经近70年了；而苏东坡离开他的黄州，更是相距了八十六载春秋。
到黄州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苏东坡填了一首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西江月》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诗人内心的秘密：那是一种贬谪后的悲愤与悲凉。中秋之夜，唯有独自把盏。凄凉之际，不由想起远方的弟弟。
时间是医治创伤最好的医生，苏东坡受到的伤害也必将被时间治愈。更何况，除了时间这个医生外，苏东坡还可以借助美食和美景。就美食而言，贬居黄州的苏东坡虽然清贫，却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东坡肘子、东坡鱼和东坡汤等家常饮食。它们和芬芳的美酒一道，共同抚慰诗人的愁肠。
至于美景，那就是赤壁。
稍具古典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苏东坡传诵千古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少时读书，“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曾令我悠然神往。然而，许多年后，当我来到黄州赤壁时，却未免有些失望——由于长江改道，根本无法看到苏东坡笔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了，唯有如城墙一样壁立的岩石，依然呈现一种夺目的赭红，不负赤壁这个名字。
长江上有两个赤壁。上游的赤壁在今天的赤壁市，下游的赤壁就是黄州赤壁。历史上，曾发生过大战的赤壁是上游那个，人称武赤壁；而下游的黄州赤壁，因了苏东坡的诗文，人称文赤壁。苏东坡知道此赤壁非彼赤壁，但这并不妨碍他巧妙地移花接木——他把古代的战场平移到了自己所在的黄州赤壁。
初到黄州那年，苏东坡就和儿子苏迈探访赤壁。等到日渐习惯了黄州生活后，他更是经常驾着小船，漂流于赤壁之下，长江之上。
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正是暑热天气，这个月明星稀之夜，苏东坡邀约了几个朋友，坐一条小船夜游赤壁。船很小，但照例有酒有菜。酒过三巡，一个叫杨世昌的道士吹起了呜咽的洞箫。杨世昌是绵竹人，与苏东坡同为四川老乡。
其时，小船顺着长江自西而东漂流，明月升起在大江对岸，箫声伴着江流如泣如诉，在空中久久回荡。苏东坡不由问杨世昌为何吹得如此悲凉？杨回答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就是曹孟德当年吟诗的地方吗？想当年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在这里横槊赋诗，固然乃一时之英雄，可如今安在呢？更何况我和你这样的人只不过在江边打鱼砍柴，在天地间寄托短暂的生命，渺小得像大海里的一粒小米。我慨叹我们生命短促，羡慕长江无穷无尽……
苏轼《前赤壁赋》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苏东坡听罢，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说：天地之间，万物都有各有归所，假使不是我的东西，即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中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见它就成为色彩，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可以共同享受的……
——彼时的真实情景，我们不必认为一定如苏东坡文中所写，但借杨世昌之口说出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庶几则是苏东坡心灵的真实写照。面对永恒的大自然，人类——尤其是人类中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又怎能不感到生命的短暂易逝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命只是一场幻觉，大前提已然如此，那些仕途上的鸡虫得失，又何足道哉？
就像阿尔是凡·高内心的隐秘世界，塔希提是高更的复活之岛一样，赤壁于苏东坡，大约也是这样一种崇高而又略显虚幻的精神地标。
和杨世昌夜游赤壁后3个月，苏东坡又一次泛舟江上。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从雪堂回临皋，路过黄泥坂，看到霜露沉沉地打在秋草上。三人为这月夜的静谧所感染，兴之所至，唱起了歌。歌之犹不足，干脆夜游赤壁。食物是其中一个朋友提供的，他说他那天捉到了一条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朋友感慨说，菜是有了，只是没有酒。苏东坡回到家，王闰之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三个朋友带着酒和鱼，开始了他们浪漫自在的秋夜之游。
寄情美丽山水，淡忘残酷现实，这是中国文人惯有的生存方式，苏东坡亦然。就今天的黄州赤壁而言，在我看来，名气固然很大，风景却算不上有多么殊胜。但苏东坡的身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没于赤壁，并为我们留下了多篇关于它的诗文。我们与其怀疑苏东坡没见识过真正的美景，从而为黄州赤壁所倾倒，不如说黄州赤壁只是他的一只酒杯，他要借这只酒杯，浇胸中块垒。
对苏东坡而言，黄州赤壁是否就是昔年曹操的战场，是否真正具有天地之大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从这灵性的山水间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韶华的易逝和人世的无常。他要享受生命，趁着还有身体，趁着还有自由的呼吸。他要及时行乐，及时寻找幸福——即使身处逆境，即使沦为朝廷罪臣。
黄州居住几年后，苏东坡的另一首词，向我们透露出了他经过美食美景调节后的内心已变得从容洒脱，与刚来黄州时那首《西江月》相比，这首《定风波》宛如另一个人的作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当命运多舛的诗人打算在贬谪之地购买田地定居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随遇而安。随遇而安不是简单地听从命运的驱赶，而是像莎士比亚借他笔下人物之口喊出的那样：上帝哪，即便你把我关在一个胡桃核里，我也能把自己当成拥有无限江山的君王！
杭州：不见跳珠十五年
当苏东坡已经适应了黄州贬谪生活，从京城下达的一纸文书，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原来，神宗一直想起用他，但由于王珪等人的反对而拖延下来。贬居黄州4年多后，总算下诏将他移至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就在他赴汝州途中，神宗去世，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其祖母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一向十分欣赏苏东坡，在她的过问下，苏东坡出知登州。登州任上仅5天，旋即调往京师，任礼部郎中。
此后几年，苏氏兄弟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升迁：苏东坡升至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子由升至相当于副相的门下侍郎。其时，朝中有朔党、洛党和蜀党之分，苏东坡便是蜀党之首。
尽管荣华在握，富贵逼人，但苏东坡依然厌倦无休无止的党争，他多次向朝廷请求外放州郡。1089年，即苏东坡54岁（文中均为虚岁）这一年，他如愿以偿地出知杭州。
告别杭州15年后，他再次来到这座锦绣之城，为此写诗感叹：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东坡对杭州是有深厚感情的。15年前，他正值30多岁的壮年，以通判这一闲职，纵情山水与诗酒，而杭州的湖光山色，美酒丽人，曾给他留下了多少梦幻般的记忆。15年后，再来的大师青春不再，年华渐老，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由于15年前在杭的良好口碑，父老对15年前的苏通判既热情又饱含希望。
15年前后对比，知州苏东坡要比通判苏东坡敬业得多，忙碌得多；毕竟他是一州首长，不能不把勤政放在第一位。
苏东坡知杭州，最大的政绩是疏浚西湖。西湖不仅是杭州的象征，也是江南画图的压卷之作。15年前，壮年的苏东坡曾在湖上留下过无数和风景一样怦然心动的旧游——那个大胆自荐的少妇，那些妙语连珠的友人，那些画船箫鼓，别院笙歌，都已成为永恒的温情记忆。而今，开始步入老年的大师又来了，这时的西湖依旧春风梳柳，夕阳满楼。只是，由于长期疏于治理，湖水干涸得厉害，湖中长满杂草。
一生热情歌咏西湖的苏东坡，不可能让这座西子般的湖泊日渐荒芜。为此，他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拨款治理。给朝廷的公文中，苏东坡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朝廷批准了苏东坡的报告，并以发放度牒（本是唐宋时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官府亦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的方式拨付了工程款。由于工程庞大，苏东坡还从邻近的秀州（今浙江嘉兴）抽调人手前来帮忙。一时间，西湖成了一座喧嚣忙乱的工地。
工程期间，苏东坡也放下诗笔，每天前往视察。有一天，他肚子饿了，命手下人去置办食物。食物一时未到，而筑堤的农民们开饭了，他就要求这些农民匀些饭给他吃——那是陈年老米煮的糙米饭，下饭的只有几片烂青菜叶，苏东坡端起碗，吃得津津有味。
疏浚工程中，湖里挖出大量淤泥，如何处理这些淤泥是一大难题。思来想去，苏东坡很巧妙地解决了它：他下令把这些淤泥连同石头一起在西湖中铺了一道长堤，长堤宽5丈，长880丈，既为就近处理淤泥找到了对策，也为西湖两岸的来往新修了一条捷径。后来，堤上大量种植杨柳和芙蓉，还修筑了6道桥和9座亭子，长堤卧波，桥亭掩映，西湖的风景更秀丽了。这道长堤，就是我们熟知的苏堤。苏东坡写诗说“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武林旧事》则记载：“苏堤，第一桥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桥通麦岭，港名曰锁澜；第三桥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桥通茅家埠，港名曰压堤；第五桥通曲院，港名曰东浦；第六桥通耿家步，港名曰跨虹。”
西湖的整治工作为时3个多月，五月动工，八月竣工。次月，苏东坡带着一帮朋友，坐着画舫，兴致勃勃地夜游西湖——从事后写下的词作看，他固然为衰颜华发而略有喟叹，更多的却是面对无常人生的一种努力自适：
湖上雨晴时，秋水半篙初。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
醉中吹坠白纶巾，溪风漾流月。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
为了防止湖泥再次淤积，苏东坡下令在湖中建了三座塔作标志，三塔以内禁止种菱植芡。奇妙的是，三座塔是空心的，塔身球面各有五个等距离的圆洞。月圆之夜，将灯点燃后放进塔心，在洞口糊上薄纸，圆洞映入湖面，湖中映出多个月亮，真月与假月交相辉映，这就是西湖最知名的景点三潭印月。如今，我们看到的三塔系明朝万历年间重建，但这创意却源自苏东坡。
经历了黄州的艰难生活后，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苏东坡，对普通民众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到杭不久，“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为了救治饥民，苏东坡向朝廷多次打报告，请求减免了包括杭州在内的整个浙西路（苏东坡还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三分之一的上供米，使得米价回落；又向朝廷请得度牒100张，销售后用来买米，以救济穷困者，“民遂免大旱之苦”。
苏东坡对医药也有研究，并能开处方。他在黄州时，家里来了一个老乡，名叫巢谷。巢谷向苏东坡传授了一个秘方，称为圣散子。巢谷要求苏东坡对着长江发誓，绝不把秘方透露外人。但苏东坡认为，秘方只有救治众生才能物尽其用，不久就把它告诉了名医庞安常，嘱庞安常写进医书。当苏东坡发现圣散子对流行于杭州一带的疫病有效后，制作了大量圣散子丸，派官吏带着医生，分头为百姓治病。
为了治标又治本，苏东坡拨出公款2000贯，自己再捐出积蓄50两黄金，在杭州建成一家医馆，取名安乐坊。安乐坊聘请懂医的僧人坐堂，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笔经费维持运转。安乐坊的旧址，据考证，在今天杭州岳王公园附近的众安桥一带。
知杭州期间，苏东坡常常不在州衙办公，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办公室弄到了城外：他令手下人打着他的仪仗从钱塘门出城，自己却带两三个心腹家人自涌金门坐船横湖而过。当城里的人都站在街道两旁看知州出行时，他已在普安寺吃早饭了。早饭后，手下的小吏们在冷泉亭旁摆开桌子，苏东坡坐在桌前批阅文件。苏大人一目十行，目如闪电，其工作效率令人惊讶。处理了政务之后，他召集朋友或是同事在灵隐寺一带风景绝佳处饮酒赋诗，直到夕阳西沉，他才歪歪斜斜地骑马回城。
可以说，杭州知州任上的苏东坡是自足的，他既有身为地方长官的权力去按自己的意愿为民办事，也有身为诗家骚客的情怀去按自己的兴致享受生活。其情其景，略如其诗所云：
春来濯濯江边柳，秋后离离湖上花。
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扬州：此生定向江湖老
扬州是江南的另一座美丽城市，它的精致与优雅，与杭州伯仲之间。它们相距不远，如同江南这篇锦绣文章的两个华彩段落彼此呼应。
扬州也是文人的扬州，唐人对它的赞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游人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俗语则认为，天下最快乐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结束了杭州和颍州的任职，苏东坡来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州。就像在杭州，苏东坡曾追寻过前辈白居易的足迹一样，在扬州，他则追寻了另一个前辈杜牧的足迹。
苏东坡来到扬州2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曾做过扬州太守。苏东坡一定吟哦过这位先辈诗人在扬州时写下的著名诗篇：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与杭州相比，扬州的脂粉气和诗酒味甚至更浓，从苏小小到杜牧之，从三分无赖是扬州到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分明集中了江南的精华。非常遗憾的是，苏东坡在扬州只生活了半年多：仲春三月时下车伊始，秋风刚起时就匆匆离去，他甚至没能完整地体会扬州的四季更替。
在扬州市区文昌中路，街道中间的绿化带里，有一座不太起眼的石塔，遮掩于远处的楼房和近处的树丛中。如果不刻意寻找，很可能视而不见。这座石塔，是扬州一座曾经有名的古寺的遗物——古寺初创于晋代，后来多次重修，唐朝时因珍藏舍利而建了石塔，从此称为石塔寺。苏东坡到扬州后，即前往石塔寺观光。
石塔寺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它有什么绝妙的景致，而是一件广为流传的往事：
唐朝太原人王播，年轻时随父亲客居扬州。父亲死后，穷困无依的王播不得不寄食于扬州惠昭寺——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石塔寺。寺里每餐饭前都要打钟，听到钟声王播就前往饭堂吃饭。时间久了，寺里的和尚很讨厌他。一次，和尚们故意先吃饭后打钟，等王播来到饭堂，早已无饭可吃。王播深以为耻，在墙上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后来，王播飞黄腾达，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于是重游少年时吃过受气饭的惠昭寺。和尚们听说王大人要来，急忙把他早年题在墙上的诗用碧纱罩起来加以保护。王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提笔在昔年的诗后又题了两句：二十年来尘拂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苏东坡对王播的故事并不陌生，游这座不大的寺院，当然会想起王播。不过，与了解这个故事的人一般都是批评和尚们的前倨后恭不同，苏东坡所作的诗却表达了另一番意思，那就是王播既然受过人家和尚的一饭之恩，就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过了20年还耿耿于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在绿化带看到的石塔，也就是苏东坡曾看到过的石塔，但它们的位置并不同——苏东坡时代，石塔寺在扬州西门外，南宋时迁址重建。岁月板荡，今天寺已不存，仅余石塔和一些以石塔为号的地名。
苏东坡是三月抵达扬州的。那是包括扬州在内的广阔江南地区（尽管扬州在江北，但文化上仍属江南）最美好的季节，古人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也。
瘦西湖无疑是扬州的精华。这是一片自隋唐以来历代城濠连缀而成的水面，湖水一直与大运河相沟通，形成了不规则的带状。与西湖相比，它显得很“瘦”，很苗条。
瘦西湖西北侧，有一座建于隋朝的古庙：大明寺。自宋代以来，大明寺最知名的去处，不是佛殿，而是平山堂。
平山堂修建于庆历年间，它矗立于一座名为蜀冈的小山上，人立堂前，举目遥望，江南群山，似与堂平，因而得名。不过，对苏东坡而言，清丽的风景固然宜人，但他前往平山堂的原因，乃在于平山堂的修建者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文坛领袖、曾任扬州知州的欧阳修。
苏东坡一生三到平山堂。最后一次，也就是他知扬州任上。这一次，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平山堂》。词里，他深情地回忆了须发皆白、状若仙翁的欧阳修——现在，唯有墙壁上的墨迹还能证明：他曾经在这片秀丽的风景中，留下过自己的笑声与脚印：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扬州以产芍药花而出名，大奸臣蔡京曾做过扬州知州——蔡京比苏东坡小十岁，1070年中进士，但升迁速度却超过苏东坡。1085年，苏东坡刚离开黄州时，蔡京知扬州；等到苏东坡知扬州，已是1092年。
蔡京任上，每年都要以官府的名义举办万花会。万花会需展出芍药达十万株以上，所需费用都向民间摊派，老百姓深以为苦。可谓官方热闹几天，百姓困苦几年。
苏东坡到任不久，快到以往举行万花会的日子了，属吏们照例向他报告，想听听这位新大人的意见——万花会该搞多大的规模，每户人家该征收多少例钱。令属吏们意外的是，苏东坡竟淡淡地说：从今年起，就不要再搞了吧。
对于此事，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
林语堂曾称赞苏东坡是一个有现代精神的古人，我的理解是，在苏东坡身上，体现了现代语境下的民本思想。在扬州，除了停办万花节外，另一件事情也可为证。
赴扬州时，苏东坡与儿子苏迨、苏过同行。他曾多次屏去随从，亲自到村落访民疾苦。当时，麦子快熟了，但许多农民流落外地，不敢回家收麦。他询问后方知，每逢丰年，官府就要征收积欠——也就是历年欠下的债务。苏东坡向两个儿子感叹：“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民畏催欠，乃甚于水旱矣。”老虎够凶残的了，水旱灾害比老虎凶残百倍，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又比水旱还凶残。到任后，他上书朝廷，请求免除积欠。但朝廷不同意。夏天时，扬州周边瘟疫大作，他再次上书，这一回终于打动皇帝，下诏宽免一年。苏东坡为之兴奋作诗：“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
知扬州任上，苏东坡57岁了。他的性格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他不断地唱和陶诗看出来，那就是他的心性越来越趋向平和与冲淡。那是一种经历了大绚烂之后的平和，也是一种沐浴了大风雨之后的冲淡。
苏东坡在扬州写了一组多达20首的诗，题为《和陶饮酒二十首》，陶就是陶渊明，他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喜爱、最自觉声息相通的前辈。从苏东坡到陶渊明，其间是六百余载的悠悠岁月，但这岁月也不足以阻隔大师之间的血脉相通、精神相继。
扬州半年，苏东坡和以前一样，几乎天天饮酒。不过，他的酒量越来越小，不知是身体不佳还是为了养生有意少饮。这位以把盏为乐的老人，小酌几口就酣然入睡，从浓睡中醒来后，他开始工作——有时写诗作文，有时挥毫画竹，有时书写陶渊明诗作。
总之，历经了少年的得意与中年的困顿和觉醒之后，这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打算就这样颐养天年——以前，他曾经想终老黄州。不想，人算不如天算，出黄州后，他继续着走马兰台类转蓬的人生。如今，他希望在地方官任上致仕并安度晚年。
然而，苏东坡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晚年不会那么平安恬静。命运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要流向哪里。
即便智者苏东坡。
……
1092年九月，朝廷将苏东坡调往京城，任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很显然，这一提拔，仍是出自一直欣赏他并重用他的太皇太后高氏之手。不久，转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东坡毕生功名，至此达到巅峰。
然而，盛极必衰，9个月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和祖母完全不同，哲宗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这时候，作为旧党重要人物的苏氏兄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尽管苏东坡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然而，就在哲宗亲政当月，苏东坡被罢去礼部尚书，派往偏远的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定州知州。
从京师调往边地，这只是打击的第一步。半年后，更大的打击随着一纸诏令传到定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与贬谪黄州相比，贬谪惠州更加令人绝望到窒息：黄州虽偏，毕竟还在内地；惠州却远在瘴气弥漫的岭南；并且，贬谪黄州时，苏东坡45岁，年富力强；贬谪惠州时，苏东坡已近六旬，风烛残年。
尤为甚者，贬谪惠州还只是苏东坡晚岁流贬生涯的开端。以后，道路更加遥远，风物更加恶劣，宵小的迫害更加疯狂。
这一切，苏东坡不得不独自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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